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一天，我和两个朋友在西落市一家小酒店里喝酒。我心情很不好，插了六年队，返城后在一家集体所有制的豆制品作坊上班，每月工资18.5元，活儿就是滤豆渣。绪勇说他就更惨了，从云南支边回来，接了老子的班，当了铁路上的扳道工，成天在车皮上爬上爬下。几年不见，绪勇长成了大块头，身高有1.80米。另一个朋友叫吴小春，他认为有个工作干就不错了。小春因病留城，一直没工作，最近才在一家残疾人办的福利厂上班，刻象棋上的字儿。小春患过小儿麻痹后遗症，走路有点跛，但人长得眉青目秀，会拉小提琴，目前又在拼命练书法。

闲聊中小春忽然问我还记得卢世英吗？她最近打听我哩。我说记得的，小学的女同桌嘛。小春说卢世英也是当知青回来，和他女朋友在一个棉纺厂上班。他说前几年因无事可做，常和几个爱好音乐的人去公园里演奏。1978年是“文艺复苏”时期，听众里有个叫付素芬的姑娘，为提琴独奏感动得流泪，终于在听了无数支舒伯特的“小夜曲”后，向琴手表露了爱慕之情。“好呀，什么时候喝你的喜酒。”我说，并不太关心女同桌的事。

“不过近来我们的情况不太妙呢。”小春说起事情的缘由：那付素芬夜班回家，总有一个男人在尾随，纠缠他的女友；而小春由于腿脚不便，上前干涉时，竟被那家伙打了。“揍他狗日的！”绪勇听完怒道。那顿酒喝了不久，我们去打了一架。那人不经打，被打得屁滚尿流。绪勇对他吼：“你再敢动我弟妹，老子见你一次打一次，把屎都给你打出来！”那小子的屎没出来，倒像是苦胆骇破了，哇哇地吐起来，我想可能是有点脑震荡。

十月，吴小春结婚了。我们去喝喜酒。新娘生得娇小玲珑，说话柔声细语，喜欢唱歌，配小春也算是郎才女貌。到第二年的十月，他们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叫吴音。看着朋友结婚生子，我对长我月份的绪勇说：“老大呀，恐怕我们得学点东西了。”我的意思是，我们已是挨边30的人，真要成家，先得立业。绪勇说：“还不如先发点儿横财。”这个铁路扳道员说他已经瞧准了，火车上什么货物都有。他说这事儿不稀罕，铁道周边的农民都在那么干，看见了撵都撵不开，有些就做发了。我有点吃惊，绪勇毕竟是在全民所有制。我说：“你这不是偷吗？要晓得你可是国家的工作人员。”

“屁的人员，老子早就不想干了。”绪勇说，叫我晚上做好接应准备。货场里有一种靠惯性滑行的“溜车”，速度比较慢。那天晚上，我在指定的地方等着。一个车皮滑过来，车上的绪勇把煤块往下扔。正当我拎着麻袋一路收拾贼货时，十几个人把我围住了，说是抢了他们的地盘，开始轰抢地上的煤。那情景就像猎豹刚扑住了一只羚羊，却引来了成群结队的土狼。我急昏了头，偷煤块儿嘛，哪有这般黑吃黑的？我用一块煤做武器，把头狼砸倒在地，连续用脚踢。其他人群起而攻之，我被打败了，落荒而逃。事后他们却追着我要医药费，因为头狼的肋骨被我打断了，正住在医院里救治。

我再次见到绪勇是七天以后，那小子满脸死灰，高大的身躯摇摇欲坠，似乎浑身的锣丝全松了。他说那几个毛贼为了要医药费，居然把事情抖落出来。货场保卫科把他关了七天，现在已被单位开除了。以后，绪勇便下海经商去了。我仍想着该学点东西。

第二年，我的月工资涨到35元。我去买了一个收音机，起先听“电影录音剪辑”，后来电台开播英语讲座，我开始自学英语。当初学外语却不如现在赶时髦，其实连书都没有。我从过去的老师那儿借来一本旧教材，因为要按期归还，我先把书抄下来，接着将整篇课文死记硬背；发音就跟着收音机里学，声音读得乱七八糟，整天感到嘴皮发麻，舌头僵硬，好像吃错了药似的。还书时老师告诉我，学外语是最考验人的毅力了。人家老外讲了几千年，你想一下子学会只是不可能的。他说：“语言就是人的思维，纯粹的思想其实是没有的，说到底就是某种语言的应用。你什么时候你能用外语想事儿了，也就真正学成了，但是你的母语永远妨碍着你……”我不管这些大道理，继续学。

我背单词有个妙法，把每天要记的生词写在手臂上，骑车上班时就看着念，上班后手握十字架摇豆浆时，仍看着手臂念念有词。豆腐坊的人都说：“这小子要疯了。”我当然没有疯，而是记了成千的单词。我那手臂写了擦，擦了写，永远黑乌乌的，像做了纹身一样。后来市面有书卖了，老师建议我学《新概念英语》。我也是全文背下，背完二册背三册，如同尚念经一般。由于读得多了，发音也渐渐象话起来，但作为语言仍少与人交流，听力始终很差，这大概是自学外语共有的通病了。

由于“文革”刚玩完，师资奇缺。我经人介绍，去西铁一中代课。面试时，教研组长问我学的什么教材。我说能背《新概念》，我背了约十分种，在场的人听得两眼发直。女教研组长说：“So it is qualified for employing you as a substitute teacher in school.”其实我没完全听懂，但见她的笑容，知道自己被接受了。

一个做豆腐的当老师了，虽谈不上命运的改变，但至少让我明白了凡事“只要坚持下去总有结果”的道理。去讲课前，我刮净了胡须，拼命把乌黑的手臂洗了又洗，仍不很干净，但登上讲台时腿也不发软。我对初一的学生讲：“英语有26个字母，就像汉字的笔画，学多了就会发现其中的规律；汉字发音有四声，而英文只用升降调；每个单词有重读音节，至少包含了一个元音……”我没受过师范训练，就以自学的体会给学生讲中外语言的异同。

书教下来满身飞雪，也不知是头皮屑还是粉笔灰，但我得意至极。是年，我与原单位办了“停薪留职”，以后转为自动离职。国家恢复教育时期，代课成为我最应景的工作，从初一到高三，连缀上去。其实代课就是务虚，没有固定工资，每课时就5块钱，要想多得就要多排课。当时做那活儿也实在容易，到处都缺英语教师，我最多时甚至可以在三所学校同时上课。这样川流不息地“跑堂”，教学质量就可想而知了。

几年间，我先后在西铁1中、2中、四零信箱子弟校、西落市6中、28中、疏司电大、铁二局职工大学等处代过课，有的学生比我的年龄还大。也许现在40岁上的中青年英语不好，考职称犯难，就是我那时误人子弟的结果，在此我深表歉意，但是没有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