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踌躇满志，教学相长时，却日渐感到身体乏力，午后发热夜间盗汗。一天清晨我咳血了，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浸润型肺结核，右上肺已有空洞病灶形成。上一线药，长服异烟井。”他还说人年轻会好起来的。那一年，我刚好三十岁，骨瘦如柴，1.75米的个子体重不到90斤。那些日子，我终日趟在病床上，夜夜做着同一个梦：无数的人在追我，我跑不快，腿部极度乏力——醒来后，怎么也想不起追我的人究竟是谁？

生病有时也能因祸得福。就在我吐血刚止住时，女同桌卢世英看我来了。一见面，她就眼泪汪汪的，把一些糖果糕点放在我的病床头。她还带来了一枝红玫瑰。“哦，哦，你来看我……”我说话时对着墙，因为我的肺病正处活动期，医生说有传染。“听小春说你病了。” 卢世英说着就坐在我身边，也没有害怕传染的样子。自此，姑娘照顾我。我们聊起儿时的趣事，当知青的艰辛和未来的希望。同一代人，惺惺相惜，几乎没什么爱情考验，我们就肯定了关系。当然，此事的成全，吴小春和他妻子一定从中撮合了不少。我问卢世英：“怎么会跟我？我可是没有固定工作，而且有病。”

“怎么说呢？起先是同情，随后就……”她紧靠着我，脸色绯红，说到爱时就停住了。卢世英不算漂亮，但她那儿时熟悉的脸上，如今仍有我永远看不厌的表情。尤其是她那午夜一般又黑又浓的长发，仿佛一面写着“情欲”二字的战旗，在情场上猎猎作响，激励我冲锋陷阵。更何况富于女性的同情心呢，这个人类最基本的感情，成就了多少好事。我想，毕竟男女之爱，传宗接代，也是有此一举的呵。

我们的婚礼在北郊老屋举行，来客不多，除了女家的亲戚，我只邀请了吴小春和绪勇。后者似乎阔了，骑着一辆嘉凌摩托来赶礼。绪勇经商有两年了，显然服装生意做得还不错。那天喜酒喝得多，绪勇的话也说到了头：“教什么书，刻什么字儿呀！现在要做生意。你们还不如文盲和劳改释放犯，好多都成了万元户。所以你们啦，干不干？我出资你经营，利润三七开……”面对朋友的怂恿，小春告退了，我却动了心。

到学校放寒假时，我去街边租了个铺面，顶着西北风，跟绪勇学叫卖。正如绪勇所言，这年头生意好做。服装生意嘛，人人刚吃饱了，都想着穿得好看点。那一年我们共赚了两万多，按三七分成，我有六千。二人说好年底分账，要资本积累嘛。但一天，绪勇提取了全部存款，说是去广州进货，结果就不见了人影。我焦急地四处找人，终于在舞厅堵住了绪勇。他正搂着小姐跳贴面，側着脸对我说：“对不起呀，兄弟，全打倒了。”他的意思是，钱本来是好好装在瓦罐里的，不料摔了一跤，存钱罐摔碎了，钱也给风吹走了。

我揪住绪勇的衣领说我老婆快生了，急等钱用。那情景可有点滑稽，绪勇个子高大，我执意要拽住前者的衣领，人几乎给吊了起来。绪勇显然喝多了，身子不稳。他说：“生孩子干什么呢？我都离婚过一回了，至今一个崽也没下嘛。你现在向我要钱，我向谁要去？我明天的早饭钱在哪儿都不知道……”我抄起一酒瓶砸在他头上，血流出来。奇怪的是朋友没有还手，只是翻着眼仁看着我：“明天给你三千，真的。”

我回到家，大肚子的妻子就跟我恼：“罗天良，我说不定哪天就要生了。到时候没有钱，我就一屁股坐死他！管他是生儿还是生女。”我咬着牙对老婆说，“明天再不给，老子就捅他狗日的！”第二天我带着刀子去见绪勇，幸亏小春也在场，不然真出流血事件了。讨账的事，在小春的说合下，绪勇道出实情，原来赚的钱全给人骗去了，自己又穷挥霍，连摩托车也卖了。当晚我们都喝得大醉，绪勇装模作样，流着泪给我道歉。他被我打伤的头上缠的绷带已经散落，活像一个疯子。我在他看不见时，竖起一根中指头。

1983年夏，我们的孩子出生了。儿子雨天所生，取名罗雨。多了一人，妻子的话也多起来：“绪勇又改做建材了，欠你的钱也不还。在一起了就知道抽烟喝酒，胡说八道。你都不如残疾人，吴小春的女儿都买电子琴二代了……”初为人父，常闻孩子他妈的絮语，我只有两眼看天，心想，家庭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尽是花销啦、吵嘴啦、攀比他人啦，根本就不觉得是在生活。

妻子成天抱怨缺钱，我决定还是代课去，但风光已不在了。自从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我参加了一次，因数学太差未被录取），随着第一批大学毕业生的到来，中心城市里的代课工作已经不好找了。我要想谋得一个饭碗，就得去边远落后地区代课。随后几年，我先后去了四川的僰县，西藏的昌都和贵州的六盘水。顺便说一下，僰县正是我当年下乡的地方。不过我在那儿没干多久，又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连年的辗转，把心都跑野了，或因为我属马，朋友们开始叫我“长脚杆”，还编了一段顺口溜将我颂扬：“天良天良，没得名堂。搞些板眼，老不入行；东弹西跳，年年空忙。天良天良，想想下场……”我管它什么下场，32岁那年，我决定跑到云南去试一把。这是1986年的事，《西落晚报》登出云南急需各类教师。我选择去了该省最南端的允景洪，亦称西双版纳。据招聘者讲，那里属热带静风区，风光优美出产丰富，尤其水果多得吃不完。

我回家准备行李，妻子几乎泪如雨下：“罗天良，你说走就走，家还要不要啦？”我点着了一支烟说我除了教书，没别的本事呀。我看着妻子的愁容，想到她做挡车工，每天三班倒，还要带孩子，实在难为她了。我扔掉烟头，又点燃了一支，并开始咳嗽。其时我的肺病还在吃药；我咳了五分钟后说：“你这么恼火，这回我把儿子带走就是了。”听我这样说，妻子愣了足有我抽完一支烟的工夫，随后竟也同意了，只是眼泪不停得流。

儿子知道我要带他出走，高兴得从床上跳到地上，又从地上跳到床上，不停地把他的东西放进我的行李箱里，诸如画片啦、小玻璃瓶啦。我那箱子很小，装不了许多。箱里有我的一本辞典、一个记事本、几件衣服和许多教案，这些东西跟随我到过很多地方。第二天，我们动身了，妻子隔着车窗叮嘱：“注意你的肺，要坚持吃药，异烟井又不贵。最好把烟酒都戒了，男人在外要管住自己。都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我看也很糟糕。你要带好儿子，他才三岁……”说到最后一句女人开始抹眼泪，好在火车已经启动了。

车上人多，空气也很闷。他们多是外出谋生的人，也有拖家带口的群体。此时社会上已有“盲流、无业人员”的说法，但我从不认其为伍。儿子初上车时很兴奋，东问西问，随后便睡觉了。他醒来就问：“爸，火车到西西版了吗？”我说火车到不了那儿，还要坐汽车。到景洪还有八百公里山路，行车如乘船，又慢又摇晃。孩子哭闹着，一个劲儿地叫热。我替孩子脱掉棉服，拽在手里却无法处置，心想此去热带地区，不如扔掉算了。我将棉衣棉裤从车窗丢出去，风立刻把它们带走了。孩子呵呵直乐：“看呀，飘起来啦！像蝴蝶一样吔。”我说要是有人捡到了，就算我们送他的。

越往南走天气越热，儿子开始呕吐。同车几个外国旅游的大学生很帮忙，他们用瓶装矿泉水为小孩降温，清洗污物，还腾出座位来让孩子躺下。外籍学生说车内气温高，不能老把小孩抱在怀里。好在我们语言不是障碍，就这么一路到达了景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