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老外中，也有完全不同样的人。一对洋男女要我帮他们拍摄做爱的情景，说是留一段An exotic atmosphere（异国情调）。这不违法，我为他们拍了──两人先后脱光，从阳光下做进竹屋内。他们变换各种花样，进行时用的是本族母语（不是英语），兽一般大呼小叫，所以我听不出究竟是哪国人；就像他们是不是夫妻，我也吃不准一样。当时国内还没有X级音像制品。我可是开眼界了，但操作机器时手直发抖，抖出的画面几乎全是废品。俩老外很不满意，那男的问我当地有没有妓女，我当即说没有，真想把他的“骚穴”杵一下，让他胯下的玩意儿冷一冷。
男老外的生得高大，头显得特别小，恐龙似的。女的也脸大如饼，无数白色的体毛从她的丝袜里露出来。过一天，他们提出要去“勐巴”。那里是民族杂居的高山区，常年缺水，刀耕火种。一般的旅游者并不去那儿，他们说想去拍摄原始动植物。我们讲好价钱，雇了个当地人做向导就出发了。进入原始丛林后，路几乎没有，向导现用刀劈开。我们攀岩拉藤向上爬，山上蛇多，稍有不慎就踩住了，或手抓住了，因为有的蛇就像一根藤，静静地悬挂在树身上。当地有一种叫“焦吊”的小绿蛇，个头不大，很毒。我久混此地，多少也懂一些丛林的防护知识。比如看见溪流，饮用之前最好抠点耳屎放进水里，若是很快溶解了就证明水中含有碱性毒。一但生物硷中毒，赶紧找些酸野果吃，方可缓解保命。行进中，柿饼脸可能给蜘蛛或毛虫咬了。她骇得大叫，狂乱的样子比做爱时还激动。我说这会加快血液循环使中毒更深。她好像听英语也有困难，好在她男人压住了她，用他们带的药品清洗包扎。俩老外都累出了一身臭汗。
第二天，我们找到一个小寨，约十几户人。男的穿黑衣并无特色，女人套短裙在肚脐以下。外国人开始摄像，先拍了破房子，又把镜头对准一个中年汉子。汉子抱着个小孩，孩子肚皮如鼓。向导说这里缺水，完全靠天吃饭，只会种包谷。烧一片荒播一片种，有收就吃，没收就打猎采野果。向导领我们进了一间屋。几个男人围着火塘喝酒，炒玉米嚼得很响。他们死盯住老外的镜头。女洋人打出携带式的电池照明，亮度很大。我问他们拍这些干什么？恐龙说：“这难道不是中国人的生存现状吗？”我的对应有点迟疑，说这不能代表中国，这是自然条件，任何国家都有这种情况；那外国婆娘却说：“他们的现状令人关注，应该让外界知道。你们不是最注重宣传的吗？”我不说话了，但心里很不痛快。
当晚我们就住在这家，主人请我吃烤玉米、喝烧酒。洋夫妇吃自己带的，吃完就钻进各自的睡袋里。半夜我们被一个女人的叫声吵醒了，向导说是有个女人在生产，又说当地人很忌讳这种事。外国人一听来了兴趣，扛上机子要我领他们去。我受人以雇，很不情愿地同意了。外面漆黑一团，雾蒙蒙的。我们循声找着一个山洞，在手电光下，里面的景象有点骇人。一个女人独自躺在地上，下身湿透了。她身边有一堆破布，地上点着一盏小油灯，风吹得欲熄。产妇正忽高忽低地呻吟，已精疲力竭了。向导解释说：“可能是她男人遭了凶死，就有凶鬼附在她身上──这种女人都是自己在野地里生，谁帮了她要倒血霉！”向导三十来岁，话说得一本正经。
我不管那些，过去帮那女人。我找不到干净的水，单是守在她的髋处，伸出双手。大约等了我抽支烟的工夫，孩子的头先出来了，连带出大量的羊水。仓促中，一个女婴就地生了下来。我用手托住婴儿，用火烧了一下刀子，割断脐带扎起来。整个产程女人一直在叫，拼命做手势。向导说女人叫我们离开！“离开？去哪儿？”我问，一边把手上的血揩在裤子上。那孩子生出后始终不哭，嘴里发出的声音气如游丝。我情知不妙，用手拍打小孩，用衣服包起来搓揉。孩子太滑溜，我差点儿摔在地上。女孩儿终于哭出了声，夜莺般清脆。
这时我才意识到，俩老外一直在拍摄这里发生的事。我愤怒地推开镜头，恐龙差点儿摔倒在地上；女的大想扶助男人，慌乱中把照明灯掉在地上。洞里一下子变得漆黑，但也不是全黑，那盏小油灯还亮着，照出人的阴影在洞壁上显得非常巨大、昏暗。“你干什么？我们花钱雇了你！”洋人气坏了，好一阵才说出话来。我也气坏了：“你们不能拍我！这种事没有必要做宣传。”
我把婴儿放到母亲胸前，小孩找到乳头，立刻吸允起来。这孩子长得非常漂亮，头发漆黑，很大的眼睛在暗中发光。女人仍在说什么，向导说她想喝水。我们找来一罐水，产妇大口地喝着，脸上现出满足的表情。这时候，我忽有一种对女性神圣的同情感。怀抱婴儿的母亲在微弱的油灯下，仿佛耶酥诞生时的圣母，或如中国观世音送子于苦难的人间。我的泪再也忍不住了：是什么促使她们永远忍受，竟不能阻止痛苦流出母亲的子宫呢？这是我一生中流泪最多的一次。别说男人不流泪，只是不愿让人看见，那时就好在天黑，没人看得见使我难为情。我走出山洞，吸了一支烟，透过薄雾看着天边的亮色。那儿有个太阳就要出来了，愿它照亮大地，愿这孩子有个好命，直到长大——我在心中默默为她祈祷。
下山时向导迷了路，背着老外的行包在山里乱转。我知道那包里装着摄像机和胶片，其中有洋男女的色情录像，也有我的镜头，还有中国产妇和她的婴儿。我对向导说故意摔一跤，把这包给他摔到沟里去！向导说：“那可要赔人家——那你赔了。”近午时分，天热得要命，向导仍没找着路。他突然间摔了一跤，也许真是摔了。他的身子一歪，滚了又滚，连带着大量的浮土和沙石。到后来，身子给悬崖的树木卡住了。我赶过去救人，抓住树干，使劲把向导拉上来。当这一切发生时，向导背上的包被抛到了深谷里，绝对弄不上来了。
老外抓住向导的肩头使劲摇，恐龙般的脑袋几乎从脖子上掉下来：“Lost! Lost! ”他气得好像只会说这个词儿了。我打开老外的手：“没看见他摔跤了吗？这是个意外！我只是业余导游，没有合同，没有责任──我赔你个毬啊！”最后一句是用汉语说的。恐龙傻眼了，用灰色的眼球看人，柿饼脸也嘟囔个没完。我想，他们可能会去当局告我，就让他们告去好了，至少那些有损国格的画面不会公诸于世了。在我看来，把贫穷落后当做“民族的”往外卖是可悲无耻的。到天快黑时向导找着路了。我扶着他下山，因为向导的腿受了伤。
第二年雨季学校放暑假，我没有回家探亲，却迎来了一批来自西落市的大学生。他们人手一套画具，据称是内地一所美术学院的应届生，来此完成毕业设计。此外还有几个中年干部模样的人，在旅游还不时兴的年代，利用公差出来玩玩。因是同乡，我接待了他们。干部要我带他们出境，但是谈到导游费时，中年男女和我讨价还价，说是这类费用不好报销；反倒是大学生更痛快。
天将黑时，我领着这帮人越境。我知道很多条过去的路，只要绕过边防哨所的国旗就行。尽管我选了一条最好走的路，仍难免爬山涉水，他们抱怨起来。我说这毕竟是偷渡，虽是犯法，但过去了肯定呆不住的。过了一小时，我又说：“好啦，你们到外国了。”偷渡者们睁大眼睛看希奇，其实四周很黑，什么也看不见。这时，路旁钻出几个扛枪的瓦邦小孩。他们吱哇乱叫，拉响枪栓。我知道，他们拦住去路，是想讹点钱花（他们喜欢人民币）。我正要把边民证给他们看，不期学生都炸了窝，几个男生扔掉行李就跑，干部模样的人全都高举起了双手！向谁投降呀？几个缅甸孩子可乐了，向我要了几根烟，说一声“皮皮端”（缅语：慢慢走）扬长而去。
我得去找到那些跑散的学生。我让女生留守原地，拿上一只手电，一路喊着找去了。到天快亮时，我把四个男生找到了。我们返回时迷了路，走进一片沼泽地。学生呜咽起来。我捡了根棍子探路，让学生拉着手跟在我后面。听当地人说，过沼泽要沿着长有矮树草丛，或有野兽足迹的地方走。但是马蝗太多了，只一小会儿就爬满了全身；腿上就像套了一双褐色的马蝗靴，脖子上如同围了一条绿围巾。山马蝗个体很大，可以延伸成一尺长的线。有的吸饱了血，赤褐色的线状在人身上形成古怪的花纹，如同现代青年做了纹身。学生们直嚷：“蚂蝗钻进血管，顺着血流到达心脏啦！”他们用手拽扯，水蛭的吸盘很牢，就是把它扯断了也不肯下来。这样一来，手牵手的队列就乱了，有的人陷进泥里。我说：“站起来走呀！马蝗到不了心脏的！”
中午时分，我们终于走出了沼地，返回原地。一帮人重新聚拢了，话多得说不完。中年游客因为等久了，抱怨说这简直是花钱活受罪，要我把导游费减免一些。我没有同意，并说如果再闹，就让佤邦军把他们抓起来，干部们脸都骇青了。我把他们领进了一个叫半山街的村寨，找来一个当地人称“虬长官”的人给学生当模特儿。虬长官原是国民党的老兵，自称是河南籍人，孤身流落异邦，无妻无子无家。好在寨民们待他很亲善，总有人把吃的送给他。但寨子里的人说，近来虬长官已不大能吃东西了。就见他把口张向中国的方向，长长地吸一口气，久久地憋着，几乎不见他再呼出气儿来。也许，老人是在等死。
老兵在榕树下晒太阳。他身材高大，硕长的骨架与褐色的树根融为一体，在南国眩目的白光中看去，仿佛人骨是树根裸露在地上的延伸。我不知道艺校生们怎么看，这实在是一幅极好的，自然天成的油画素材。但学生说他是国民党的兵呀！怎么能做毕业设计？“那又怎么样？你现在画的是一个人！说不定他的亲人看见了你的画，失散多年终于团聚，还会感激你哩。”我的话使那老头也笑起来。画中有学生问老人杀过人吗？想回家吗？老兵说他杀过扛枪的人，很想回老家，但又不敢。学生说，现在中国搞开放，可以回去了。
正当我们交谈时，来了几个穿军服的人。他们虽然没带枪，气氛还是一下子紧张起来。那个衣服上有些杠花的军人对虬长官叽咕了好一阵，老人不住地摇头。尽管缅语很难听懂，但看得出来，老人竭力在反对他们的要求。老人说他们是来招募雇佣军的。又转问学生有愿意在这儿参军的吗？学生答：“才不哩。”招募者可不管这些，逐个地检查了学生的证件，把几个男孩带走了，被带走的学生骇得脸色苍白。虬长官嘟哝着：“这可有点麻烦，这儿需要有文化的人，一个大专生可以当连长。他们也不敢强求，但会许以高官厚禄，甚至女人。”
当天下午，虬长官和我来到他们的师部办交涉，看见那几个学生的样子可笑极了。孩子们被安置在一间还算干净的屋子里，面前摆放着鲜花水果和崭新的军服，几个女兵正坐在跟前给学生梳头，搽眼泪。一个当官的在学生前面不停地说什么，旁边有个中文翻译。当官的和虬长官握手，说一些可能是感激的话。虬长官没大理他，只是问学生同意参军了吗？军官脸色一阵发黑，和翻译交代几句，悻悻地走了。老人说：“这是非法的，他们知道。但是有的中国人还是跑过来参军，有的混上了官，有的就给打死了……”
出军营时，我们参观了当地的军事监狱。犯人都关在地洞里，外面隐蔽得很好，根本看不出是一个监狱。所关的人有的是俘虏，有的是违纪的兵。正是开饭时候，犯人的手足都用很短的铁链连着，全像青蛙似地跳到饭盆跟前进食。虬长官说这还算好的，要是自己人打了败仗，部队一撤走就再没人管了。如果敌军也没发现这个监狱，他们就得饿死。有学生问：“难道不给他们留点吃的吗？”老人说撤退前给囚犯留一大堆冷饭。先是老鼠和人一起吃，随后就是人抓老鼠吃，再后来就是鼠吃人了。常常打开地洞一看，人都给啃成白骨架了。
由于大学生的到来，半山街寨子像过节似的。好客的佤族人自发地组织起来，拿出各家的食物来招待中国客人。宴请中，远道的客人第一次尝到了象肉、蟒蛇肉的滋味，以及村民自酿的烈酒，有些人喝醉了，又哭又笑。虬长官给我们讲蟒肉的来历：那天几个村民做活儿累了，坐在地边的一棵枯树上休息。不料那枯树竟然动起来，原来他们正坐在一条大蟒身上！有人脱下衣服，把大蟒的头包住，再把鸦片膏泥涂抹在衣服上，用火点着。那蟒蛇头被包在衣服里，挣扎中吸食了大量的鸦片烟，蛇身渐渐地瘫软下来了。
就在学生和寨民联欢时，那几个中年干部在村子里串游，他们想买点黄金玉石药材什么的，我叮嘱他们有些东西可能是假的。其中一位女客手上戴满了金戒子，胳膊上还套着金膀圈。我问她，回国时就不怕边境检查吗？女人得意地说：“听当地人说，只要戴在手上就是自己消费，警察不会罚我走私。”
到了晚上人们燃起篝火，敲响了像脚鼓跳舞。姑娘们的足铃、腕铃发出清脆的音响。那老兵唱起了家乡的小调，声音悲伤而衰弱。也就在这时候，老人过世了；或许是因为兴奋过度，喝多了包谷酒。他是突然发作的，没有遗言。老百姓按当地习俗火化老人，用木材架起焚尸床，烧了一个通夜，有和尚念经超度。老兵的骨灰大部分洒在了他生前活过的地方，一小部分让一个学生包了起来──这学生说他是河南籍的。
我也思归了，因为儿子已经六岁，当受正规教育。我答应校方送回儿子后再来代课。分手时玉罕和罗雨含泪告别，用傣语讲了好多话。景洪两年是我最有意义的时光，儿子学会了傣语，我患病而来，到离去时，医生说我的病灶已完全钙化，并有了免疫力。至于艺校生画的那些画，我回家乡后听说办了一个展览，其中一幅《老兵之死》还得了奖。这幅画有没有被他河南的亲人认出来，我就不知道了。那几个干部，我回西落市后还见着一位（因私事在一个部门办手续），但是对方装着根本不认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