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携子返家，母子俩抱着又亲又哭，足足持续了半小时；完了，妻子对我却不冷不热，全没有常言说“久别胜新婚”的样子。晚饭时，我与妻子聊起南国的风土人情，其间儿子的话比我还多，但是卢世英的反应平平。在我看来，她至少忍住了十个哈欠没有发出来。当晚的床第之娱也不过如此，我生气地问她是怎么啦？妻子解释说可能我们分居太久，她都生性冷淡病了。她说去买点春药吃……
“没有什么药能使人产生爱情。”我打断她，睡了，其实失眠到天亮——老婆呀，我想，你要逼死我了！逼，在南方话里就是“屄”（bi）的意思，发音也一样。我也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比如模仿我在云南为外国人拍摄性爱时的An exotic——轻咬老婆的耳垂、她颈后的发际，一层层地脱掉衣服，用舌头吻和舔……妻子似乎复苏了一点愉悦，但当我进一步变换姿势时，我的嘴或手总在不适之处被妻子打开：“你从哪儿学来的鬼把戏？”
“这还需要学吗？”我说，立刻掉进冰窟里。我想，这种事真有可能报废，感情男女久不互为交换，结果就是性的压抑和死亡。到暑期将尽时我跟妻子说：“我和景洪学校签订的代课续约。这回我就不带走儿子了……”我的话没说完，她的泪又下来了：“我都没心思跟你过了。人家都是出双入对的，我却要独守空房。你常年在外，每次都是两手空空的回家。罗天良，自和你结婚，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幸福。”
妻子讲的也是实情。我历次外出没挣来多少钱，反而习就了许多白花钱的坏毛病，诸如喝酒喝咖啡啦、看书写诗啦、还把云南学的“傣拳”练得不亦乐乎。平心而论，我的这些个人爱好，在改革之初的兴家立业根本没有用处，反而增加了家庭负担和妻儿间的麻烦。比如我通夜不睡地看书写字，由于住房小，尽管我尽量不出声，但难免抽烟咳嗽，影响妻儿。古人云“贤内伴读、红袖添香”，说在这里不过是放屁罢了。
妻子还在哭：“我们还是一无所有。孩子现在读小学，将来读高中大学怎么办？我们老了生病怎么办？罗天良，要是我们的生活没有希望，还继续它做什么呢？”我惊愕地猜想，自己常年不归，妻子有可能遭到外遇了？我给景洪学校写了封信说明情况，决定在家乡找工作。我去了以前曾代过课的学校，答复都是没有空缺；学校已经实行岗位聘用制。其中四零子弟校告诉我，他们有个女老师可能要生产，学校应该缺一个位置。但到开学我也没有接到通知。看来那个老师是不生了，或是做了人工流产。
那天，我流连在一处立交桥头，看见一顺溜的乞讨人。他们衣衫褴褛、满目凄然。我知道这些大都是假装的，其中一位斜挂着吉它在弹唱：“我在呻吟着未必有的痛苦，两眼发直伸出来的手很脏。就在我等待施舍的时候，心里忽有一种真正的悲伤：奸商的财源就来自撒谎；不洁的官员把手伸得很长；明星也在卑下的讨要。反正是出卖城市的良心，只求大家破费一点儿小钞……”
乞丐歌唱得怎么样，我不好说，但声音熟极了。我定睛一看，原来是我80年在西市六中代课时的一个学生。他好象叫“偌志”的，印象中他的成绩并不差。“你怎么干了这个？”我问。乞丐生叹了口气：“唉，罗老师……”他也认出了我。与无人处偌志告诉我，他大学落榜始终没找到工作，但非常喜欢音乐；又说做乞丐其实收入很可观，居然还请我喝了一顿酒。醉中，我心里为过去和现行的教育窝着火，差点明天就与该生上街卖唱去。
附近的“春草”茶馆全新装修过了，改称“茶坊”。茶价涨了一倍，每杯十元；但是有音乐，还有美女掺茶，掺完了就站在旁边看。那天与朋友喝茶，我们喝着和先前一样的清茶，讨论我的生计问题。绪勇呷了一口，看着续水的美女，问我怎么样？没早饭钱啦？我答道：“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从79年就开始到处代课，差不多干了十年。当初师资青黄不接，多少学校争着要。如今大专本科的出来了，就淘汰了。我这不是在垫背吗？都说自学成才，成了棺材！”
小春问我当时你怎么不考一个文凭？我说当时知青返乡，接着就结婚生子，挣钱养家活口，还做了一阵鬼生意，把时间都耽搁了。小春听了端起杯子来唏嘘：“所以说我们就是被耽搁的一代嘛。童年挨饿，青年失学，如今人到中年，真是蹉跎岁月呵。现在却有人说什么青春无悔，半辈子都虚耗了还说无悔，听起来让人觉得可怜，自欺欺人罢了……”由于美女续水，他停了一下，接着说：“这些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解决的。由于过去的政治家们，把一些专业上的事情搞得如此之糟了，所以现在就指望按国情办事。就这一点上讲，罗天良，我佩服你在变革时期，始终以编外的方式为国家效力。”
“你就写点诗么？”小春问我，“你能不能把我们这代人的经历都写出来？即使留给自己的孩子看看，也是有益的。”我说连饭碗都不稳，写什么屁呀！他说：“要是我们的发展仅限于物质，忽略了人文精神，那么无论技术多么进步，生活也还是建筑在沙漠上的！”我答应他将来也许会写的。绪勇插话道：“我看算了吧，长脚杆，你还是走的好。听说最近海南建省了，我也想去那儿发展，正在筹措资金哩。”说到钱，绪勇说可以把欠我的那三千元还我。但他只是说说，只顾埋头喝茶，甚至连掺茶的美女也不再看了。
那以后，我就不停地向绪勇讨要旧账。这笔钱，就像剜胖子的肉一样不痛快。绪勇忽悠我也真是费尽心计，每回我去讨账，他就拉我去馆子喝小酒。喝醉了，我便不再提还钱的事，而是长吁短叹自己的感情危机：“我好久不和妻子那个了……”绪勇听了笑道：“女人嘛，不就是下面那点嫩肉吗？我们今天就去玩一把，你又不是和尚。”
当天晚上，我们去了南郊一家卡拉OK厅。撩开门帘进去，里面漆黑一团；只有人影子在晃动，高亢的音乐在耳边回响。“没想到诸多歌星的专辑，在这里竟然成了拉皮条的了。” 我说。绪勇说这也是卖艺嘛，趁黑搂住了一位小姐。另有个小姐过来拉住我的手，领到一个半封闭的小隔间。那儿也没有点灯，小姐临时点支蜡烛看歌谱。歌谱里尽是流行曲，我呜咽了一半，就让作陪的小姐独唱了。小姐挤在我怀里撕磨，说如果不喜欢唱歌，就到楼上包间去；即付小费嫖她。
说来真有意思，我孤身在外，一直没干的恶心事，却在回到妻子身边后发生了。其时我并没喝醉，就喝了许多咖啡，要不就是那婊子太会来事了。我于是想，所谓性交易，无论那肉有多糟，只要职业化了，都能做出可口的滋味来；况且我很饿，妻子不给我吃——我竟有一种报复她的心理了。从包房里出来，我有点头晕，看见绪勇也有些喘。我们在OK厅的后院稍事休息，耳听着大堂内传出的阵阵高歌，眼瞧着楼上的灯亮了又灭了，开始谈起中国近年来的“卖艺”现象。我说这些东西，如同它本身基于的性高潮一样，一但喷射，也就完结了，比如快餐文化……
“得了，别吃饱了又说东西不好——”绪勇说了一半停住了，因为楼上传来一阵女人的尖叫。好多人往楼上跑，我们也跟着上楼去。在其中一间，我看见那两个人还光着。女的下身有血，床单湿了一大片；嫖客情况更糟，面色苍白浑身是汗，已经昏迷了。女的说：“我说不开灯，他偏要开灯，这废物一见血就晕过去了！”原来这婊子正来月经，偏巧又遇上一位要血晕的客人。老板叫人用冷水把男人激醒，然后穿衣付费走人。那小姐也穿戴好了，叼支烟坐在床前。我和她交谈了几句。她说她家在农村，13岁就让男朋友骗了；所以干这个是为了报复男人，也为了挣钱养家。我想，她这些鬼话一定给每个嫖客都说过。绪勇付账时却说：“怪可怜的，我下次来就找她了。”
当晚回家面对妻儿，我不敢看他们的眼睛，也不愿意站在镜子面前——我一直想做一个正派人，但现在有欲无情的事儿太多，还是把人性的“屎”逼出来了。我这么说是有根据的：记得有一天我们去看了一部商业大片，出来后绪勇说“够刺激”；小春说：“都是把人性逼出屎来……”这屎很臭，但人皆有之。随着闲日消磨，每当我不胜妻子唠叨且生理需求时，就忍不住往那脏地方跑。终于有一夜，我和绪勇被警察堵逮了个现行：罚款三千，家属来领人。当绪勇交罚款时，我恨得牙痒：“你不再欠我的三千了！”
妻子和我大闹离婚了。她先是骂，然后是哭。她要是扇我几巴掌，我的心里会更好受些，但她只是流泪，数落了很久。从结婚伊始的艰难，生子养育的痛苦，到所嫁男人的无能无用，几近家徒四壁，最后还背叛了她。妻子已经讲累了，末尾时她连续说：“离婚、离婚、离婚……”她一连说了十二次离婚，我注意到她的嘴唇发紫，可能大脑也有点缺氧。我也为她的痛苦感到窒息——我好想一杯咖啡喝。但是咖啡就甭煮了，盛怒的女人已摔碎了我的杯子。既然杯子都碎了，我对女人说：“好吧。离……”
这时候，我的两眼不再看天，而是瞧着地下想：离婚后孩子归谁呢？双方的老人如何交代？我常驻住哪儿？还有，我拿自己的情欲怎么办？我的思维没有逻辑性了。此刻，我头痛欲裂，想到家已让我彻底毁了，我只有领罪的份儿。我恨绪勇也没有用；造成这样的结局，全怪我自己抗不住诱惑。我不停地吸烟，妻子猛地从我嘴里夺下烟丢在地上。我看了女人一眼，又另点一支吸起来，边抽边想，可能人生的要求很多，但若是两口子连吃饭穿衣，说话睡觉（当然也包括抽烟、煮咖啡）都有困难的话，再不分手也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我们去“街道办”领了离昏证，协议是：孩子归女方监护，并拥有现在的住房；男方只身搬离，并负担孩子的抚养费。那一年，我三十六岁，身上刚巧还剩下36元钱。离散时分，我们做了一锅菜稀饭，当做最后的晚餐，我对前妻说多保重吧。“你这人，在感情上是怎么一回事呢？”真离婚了，女人又哭得很伤心。我想起一些往事，回答她的问题：“世英呀，我一看见那么些人，在那儿喋喋不休地颂扬家庭幸福，真的是很无奈。人们就不想想，当国家还在泥坑中寻找变革的时候，如此巨量的人口还在贫困线上爬行,却奢谈什么个人幸福，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这和我们离婚有什么关系？你是大人物吗？”前妻问。我不是大人物，我给她讲一个小故事。那是我在贵州代课的时候，全班的学生都很穷。其中最穷一个的父亲，挖煤把腿摔断了，靠母亲捡垃圾供他上学。眼看就要高考了，有一天他竟把母亲杀了。原因是他母亲捡垃圾让他觉得丢人，而父亲又成天逼着他一定要考上大学。其实那学生很刻苦，我真为他感到可惜……前妻听了不明白我的意思。我继续说：“好久以来，你都在向我要幸福，什么是幸福呢？那东西真的存在吗？人们都假定它是存在的，于是拼了命去追求——我也不过如此，所以老婆呀，其实我们的生存基础还很脆弱。要是心态再不好，比如把爱情做成交易，把幸福看成相互攀比，把人生变成一场赌博；这居家还怎么度日？”
“别叫我老婆。”卢世英沉默了一会儿，又问我以后打算怎么办？我说先回北郊老窝住一阵，然后可能去海南，听说那里刚建省。我希望她一定要带好我们的儿子，并承诺我一但有钱，会寄给她。我们离婚期间，已经七岁的儿子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几天来孩子一直暗暗地流泪，当听到父亲说要远走海南时，罗雨说：“要是像西西版一样，就来接我。”
“好的。”我说，泪就忍不住了。其实我并非是个心肠很硬的人，但一挨世俗的感情，就想逃避，何况家乡早令我厌倦了。我想，人或许就是一个浊物，一个地方处久了，必然浸淫周遭的环境。我去北郊老窝向家人告别，看见家门前的三棵梧桐树已死了两棵，树桩还留在原处。另一棵也全没有当年的风光，毛虫比树叶还多。
我奶奶已患白内瘴，她用干枯的手摸着我，咕噜什么我没听清。母亲脸色焦黄，问我离婚后他们怎么去看孩子？父亲问我跑那么远去干什么？大妹劝我在家乡干，像我二弟做美工。三妹却说我就像日本的那个寅次郎。诸如此类的亲情关心责问，我匆匆答完了就走。我走在寒风凛冽的街上，突然有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此时社会的发展，继“盲流、无业游民”之后，又增加了“打工仔、民工潮”之类的说词，这一回我觉得自己也在其中了。
临行前，小春为我饯行。绪勇说他也要去海南，正好一快儿走。我才不想与他为伍，红着脸说别跟我这颗灾星一起倒霉啦！绪勇叫起来：“你什么意思呀？我他妈的也是穷途末路啦！实话说吧，我那铺子早已是资不抵债了。”绪勇的境况让我吃惊，但是这与我何干？我开始摔酒瓶子：“你活该！你他妈的自己不注意，寻花问柳，害得我也妻离子散！”小春怕我们打起来，立刻和我们碰杯——我和绪勇喝空了杯子，终于静下来商讨一起走的事儿。绪勇说：“凡是刚建省的地方，准能大捞一把，就像当初深圳那样。可是，咱们怎么也得搞点钱再走呀！”
关于搞钱，绪勇要我去揍他的情妇。我刚说“你是不是喝多了”绪勇就打断我，“你揍她时，我又把你狠揍一顿。我知道那婆娘的心思，她总认为我是看上她的钱了。但这苦肉计一演，至少可以开口向她借钱了。”绪勇打了个电话，把那女人约出来。我迎上去，那富婆高声尖叫，竟使我松了手。这时，绪勇扑将过来，和我扭打成一团。第二天晚上，绪勇跑来说表演大获成功，那女人借给了他一笔钱：“当然，这有你的一份，去海南的路费我全包了！”我们去啄一顿，就当和美丽的家乡告别。绪勇泪流满面，高举起酒杯唱道：“喝了这杯酒，远走海南去发财……”胖子唱的是电影《红高粱》的插曲。
酣畅中，我看着儿时的玩伴，不禁想起了我们小时候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