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三个从小在铁路边长大，家住西落市北郊货场的“老工棚”，有好几条铁路通向那儿。在纵横交错的铁轨和站台之间，筑着一大片低低矮矮的泥砖房。居住者多半是货场管理员、扳道工和搬运工人，但也有几个知识分子。小春的爸就是知识分子，他在子弟校教书，也教儿子拉琴。每到周末，吴伯便邀约各家的孩子在梧桐树下听他们拉小提琴。我有时也跟着唱，唱“花儿与少年”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61年我们一起上小学。学校原先是个庙宇，但和尚都不知跑哪儿去了。在校园边的一角，还住了个老尼姑。她可能是这儿唯一的宗教残余，孩子们去看过她，穿过寂静阴森的小道，看见僧尼在屋内敲木鱼，恬静而安详，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尼姑养了几只鸡，只吃鸡蛋；有人偷了她的鸡，她也不骂。当时正闹饥荒。

放学后，我们沿着铁路往家走，走过低矮的农舍，在荒芜的田间刨薯根，在沟边捞田螺。但是几个农民孩子围过来，又是嗥叫又是扔土块，还用长竹竿扫我们的腿。绪勇冲上去，揪住对方领头的猛打，其余的全跑了，有的鞋都跑掉了。此事的后果是，好多农民围住工棚区喊：“赔鞋来！赔钱来！”绪勇的父亲把儿子当众毒打，赔了农民三块钱完事。

除了好斗，绪勇更乐道的是爬火车偷吃的。有一回他偷了一瓶酒和几十颗枣，把我和小春叫到荒坟里结拜兄弟。我们把酒喝了，枣吃得一个不剩，然后将各自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烧了。墓地三结义的次第是：绪勇、我、吴小春。当了老大的绪勇觉得该做点什么，提议大家来掘一座坟。我们选了一座大坟，直挖到深夜才见着棺木。划了十几根火柴，就看见棺内一副枯骨，绪勇操起铁铲往棺里一阵乱捣，窜出来一条大蛇。三兄弟合力打死了它，小春升起一堆小火，烤蛇肉吃，经久不见油荤的年代，那滋味实在是美极了。

后来“文革”开始了——那天我走进教室，看见同学用墨汁在老师她脸上写“牛鬼蛇神”，但一张人脸怎么写得下呢？墨汁被泪水漾开，京剧脸谱似的，老师的两鬓显得更苍白。绪勇抓住她的头发打耳光，把手也打黑了。下一幕就有人冲进僧尼家，砸了她的神龛，把木鱼扔进火里。老尼姑当晚就气死了。天亮时，不知从哪儿来了好多和尚，他们穿着一式的灰长衫，气宇森严地做法事。再想冲入的人反倒给镇住了，眼看着灵柩在香火的萦绕和嗡嗡的经声中抬出来。绪勇喊不准搞封资修！小春说：“你别嚷呀，就不怕她变鬼来抓你？”

然而吴家起祸事了，那天下午来了一卡车红卫兵。他们把群众招集到梧桐树下演节目。就在“冲冲冲”抖身体时，有个女的裤子跳掉了，我看见她穿的是红内裤。于是他们草草收场，冲进吴家；吴伯被揪了出来，反扭住双手用皮带抽，抽得满脸是血。接着吴家被抄，东西都装上了车。我走近小春说“我有办法，”就钻到汽车下给轮胎放气。当满载的汽车启动时，一打斜就掉进臭水沟。红卫兵跌断了骨头，鲜血淋漓。吴伯给带走了，后来听说在牢里自杀了。对于吴伯的死，我当时并无认识，而蓄意破坏文革是要判重刑的，因为至少有三个革命小将发生了骨折……

那天，绪勇说他参加了红炮兵，还拿出一枚手榴弹给我看，说马上要打“撬狗”了。战前，洪团长叫我们爬在路边。红炮兵冲到街垒前，被对方的子弹打趴下了。接着，撬狗们吹响了冲锋号，大刀红旗的反冲过来，冲得红炮兵四处逃散，眼看就要逃到我们观战的地方。洪团长大喊小鬼快丢手榴弹！“来啦！”绪勇闻讯而起，遂将弹投了出去，可惜力气太小了。手榴弹拖着白烟在敌我之间爆炸，炸倒了一大片。事后洪团长赞许绪勇不愧取了‘勇’这个名字！我说：“勇个屁哟，我当时数了的，一共炸倒了九个，有五个还是自己人！”

关于手榴弹还发生了一件事。一天团长说想吃鱼了，去河边炸鱼。就在大家下河捞鱼之际，又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爆炸了——和好多鱼肚白一样，水面也漂起了好多人肚皮！此事在幸存者中引起了争议：究竟谁扔的最后一颗，还是有一颗发生了延时爆炸？结论是大家犯了一个常识上的错误：投弹多少应该计听声响，否则不但浪费弹药，还在糊涂的响声中白死了许多人。至于我和绪勇为啥没死在其中，原因很简单：绪勇不会游泳，而我一向讨厌吃鱼，我嫌它有刺。

那一年正是我们该上初中的年龄，也就十二、三岁；以后相互见着都心照不宣：谁用手榴弹炸死过人！谁又致残了好几个红卫兵？这大概就是我们儿时的情结了，或不如说是环境导向性格的形成……

关于儿时的把戏就说这些，我们得赶火车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