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少有人见过她留长发，那些熟悉的人印象里她总是留着及肩的短发。就象印象中她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一样，裸露在世人面前的那一面对她来说其实伪装的时候颇多。其实她是留过长发的，那头长发蓄了三年。三年，她背井离乡地生活。在一个没有人认识的城市里，她把原来及肩的头发剪成板寸长，然后开始留起了长头发。三年里，她没有再剪过那头发。她的头发是乌黑浓密的，一寸一寸地长长，光阴一样地穿梭在那些个头发疯长的日子里。
留头发的那些日子，她养成了个习惯，就是每日临睡前都要用木梳将头发梳理一遍。木梳是月牙形的，黄杨木，是母亲送给她的。母亲送给她那把木梳的时候，她留着假小子一样的板寸，还不会自己梳头。母亲轻声对她说，你也长大了，要有个女孩的样，要把头发留起来了。那一年，她八岁，记忆里自己还是个孩子。
还是个孩子的她很快就把母亲的话忘在了脑后，毕竟梳头，对一个只有八岁的孩子来说还不是件容易的事。只是某一天，放学回到家里，不见母亲，父亲在灶台边张罗着晚饭，她忽然觉得自己应该要懂事了。觉得自己应该要懂事的她，却并不清楚家里发生了什么事。那夜，母亲没有回来，第二日依旧不见母亲。母亲象一阵风一样消失在她还没有长大便要懂事的童年里。
母亲走后，她开始留头发了，留起的头发，可以扎成一条马尾的时候，她试着用母亲送给她的那把木梳梳辫子。梳出来的辫子纠结成一团，拉的她头皮生痛。课间休息的时候，班主任张老师把她带到自己的宿舍里，把她那头纠结成一团的乱发梳顺。从那以后，张老师便每天给她梳头发。
张老师有个好听的名字，叫心茗，三十二岁，在这所小学里教书已经十年了。听人说，张老师是成了家的，不过她却长年累月地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也没有人见到过她的家眷。张老师是个寡妇，是她后来才知道的，那时张老师已经是她的后母了，她也已经小学毕业开始上初中了。
她不知道自己木讷的父亲是怎么跟张老师好上的，她只记得有天，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紧张地搓着双手对她说，你觉得张老师怎么样？那个木讷的男人一紧张便习惯地搓着那双并不光滑的手，说那句话的时候，他的脸涨的通红。她不解地看着他，睁大着眼睛，有些茫然地点头。那男人似是得到了赦免一般如释重负，拉着她的手说，那她做你妈你没意见啊！她依旧圆睁着那双大眼睛，目光深处是空洞的没有任何的光辉。
那年她12岁，张老师36岁，她忘了父亲的年龄，可是看着如释重负的父亲，她感觉这个男人顷刻之间年轻了许多。张老师就这样从学校的宿舍里搬进了她的家，睡在了原来属于母亲的那张床上。她在学校的实验班里，班上的课程繁重，她剪短了那些刚刚留起来的头发。那头发，之前不长不短地长在她的头上，刚好可以梳起一条马尾辫。
一直帮她梳头发的张老师做了她的后母，做了她后母的张老师帮她梳头发的次数却不多了。她留的短发，习惯用手扒拉两下便冲进教室去复习功课了。张老师是个温和的女人，对她也很迁就，可是她却不习惯喊她“妈”。在她的印象里，那个她可以喊做“妈”的女人，虽然远离了自己的生活，可是她自始至终都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张老师搬到他们家两年了，她还是喊她“张老师”，终于有一天木讷的父亲发怒了。发怒了的父亲，把她一把按在板凳上，死命地用竹条抽打她。夜里张老师帮她洗澡，那屁股上的皮肉都粘住了裤子。心疼的张老师直掉眼泪，她却一声不吭。跟父亲的距离，从那一天开始便渐渐地遥远。在家里她也变的沉默，或者那一次的皮肉之痛已经伤及到了她年幼的记忆。只是那个被她喊做张老师的后母，对她一直很好。她不知道如何感激，只是在心里把这个记忆里为自己梳头的女子与自己消失了的母亲做着一个不可复制的叠加。叠加后的结果是，这女子与母亲是不同的，拼凑在一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一个陌生的人。
在学校里她成绩一直很好，高中很顺利地就进了重点学校。在那所学校里，她遭遇了生命里最无懈可击又不堪一击的爱情。她爱上了一个比自己长九岁的男人，那男人是她的语文老师。很多年以后回忆从前的时候，她有些茫然，不知道自己怎么会爱上那男人的，而且爱的那样地彻底而纯粹。
爱上那个男人的时候，她的头发又留起来了，刚好披在肩上，不长不短的。第一次约会，是在男人的办公室里。她穿一件男式格子衬衣，浅灰色的棉布印衬着她的脸是洁白中泛着些红光的。男人的办公室朝北开着窗户，窗外有高大的木棉树，正开着花。男人坐在自己平时办公的那张桌子前，她坐在那只接待客人用的沙发上，手边是男人给她泡的绿茶。男人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抽烟，白色的茶花牌香烟。她看着男人，他带着宽边眼镜的方脸上肌肉是紧缩着的。他是个严谨的男人，连约会都是神秘的。那次约会，其实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约会。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个钟头，他抽烟，而她连那杯绿茶都没有喝完。临分别的时候，她记得他是跟她说过一句话的。那句话，她以为自己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可是最后，终究还是忘记了。他们的爱情是美丽的，容不得半点的世俗尘埃。他有妻，他们认识的时候他刚结婚，他们约会的时候他的妻正身怀六甲。很多年以后想起他来，她还是笑着的，那个曾经用心地爱着的人，虽然是别人的丈夫，可是他曾经令她怦然心动。他给了她一段残缺却美丽的记忆，记忆里始终浮现在眼前的是他坐在办公桌前寂寞地抽着烟，窗外的木棉欢闹地开着花。她不记得这场感情自己是怎样地经历着从无到有，从有到无的过程的。她只知道，他儿子出世不久，她便一个人走了，去一个陌生的城市上大学。
在大学里，他是联系过她的。她却开始躲避他，毕竟那是一场没有结果的感情。如果说他只是结了婚，那么事情并不没有很复杂。而现在，他有了妻还有了儿子，他该享受着天伦之乐的。在他的世界里，她只是一段插曲。意识在那样的时刻分外地清醒。她大学快毕业那年，他去她的学校找她。她没有见他，他在她的宿舍楼下从下午四点一直等到深夜。她从五楼的窗户里望见宿舍楼门口那个有些沮丧的男人，那个她爱着的男人，她的心里是惊慌的。一个三十岁的男人，他的后背在夜风里有些掬搂，那一刻她想下楼去见他的。
她打电话给他，你走吧，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他在电话里满心凄凉，他说我有话想当面跟你说。
她说我不想听。
电话断了，她趴在床上哭了好久。
过了两天，她收到了一份快递，是他寄来的。里面厚厚的一沓，是她写给他的信。两个人通信好几年了，他把她写给他的信还给了她。字迹是稚嫩而娟秀的，看着那些字迹，她的心里生痛，痛到哭不出来的时候她把那些信笺一把火烧了。火焰是炙热的，爱是彻底的。烧掉的那些信笺里，有一封他写给她的信。信里他说要跟自己的妻离婚，然后光明正大地娶她。这封信也被她烧了。她知道，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做好了足够的准备。可是她却还没有准备好要跟一个抛妻弃子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她打电话给他，你好好生活吧，幸福快乐地活着，这样我就不会有牵挂了。说这些话的时候，她的声音是萧索的。
他在电话那端歇斯底里地喊着，为什么？
她没有给他答案。
生活的答案，从来都是没有定论的。很多年以后，她摸着胸口问自己，依然是没有答案。对于那一场彻底地爱又彻底地放弃的感情，她的心里痛的时候很多，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她总是强忍住疼痛，就算神情落寞却也还是笑着的。就象她对他说的那样，要幸福快乐地活着，这样他才不会牵挂的，她想。
那头长发，是她大学毕业后开始留的。她剪掉了原来披在肩上的黑发，一个人背着包坐火车无意识地到了一个自己从未到过的城市。在这个城市一晃就呆了三年，原来板寸的头发也长到了腰际。这个城市对她来说是陌生的，远离家乡，没有朋友。背井离乡的生活，其实是一种无法复制的历练。在这个城市里她习惯了一个人倒公交车从城东到城西，习惯了一个人去看午夜场的电影。走在路上的时候，她是个看上去很孤独的女子，而对这些她自己却浑然不知。
见到他的时候是初夏。
那天傍晚下了些细雨，她坐在星巴克靠窗户的位置上喝咖啡，穿一件白色的中袖衫，下身配一条墨绿色的长裙，头发服帖地披在腰际。她纤细的手捧着白色的咖啡杯，杯子里是冒着热气的浓缩咖啡。她的眼睛是望着窗外的，窗外那些细雨忽疏忽密地划过眼前，落在了地上。她似乎是听见了那雨落在地上的声音，清脆而冰凉。听着那声音的时候，她的手紧握着那杯咖啡，似是害怕这些温度会离自己而去。她身上白色的布衫恰倒好处地包裹着身体，整个人在白色的印衬下是明亮而柔顺的。那条墨绿色的长裙子，没过脚珞，象一株水草一样萦绕在她的脚边。
他是顺着那头长至腰际的黑发而来的。那头乌黑的长发，在夏日的傍晚散发着异样的芬芳。那芬芳里有花的香气，有果的甜腻，还有水的温柔。他坐在她身后的位置上，目光和心扉都随着那芬芳起舞。
自始至终他们都是安静的，她安静地看着窗外的雨，他安静地看着她。华灯初上的时候，她起身出门。雨还在下，没有带伞，她用手挽起扫在地上的裙子走在雨中。走出大约十米远，她感觉雨停了，抬起头来，是个自己并不认识的男人给自己撑着伞。
她感激地说谢谢。
他微笑着说，不介意的话，我送你一程吧！
他送她到小区门口的时候，下了一天的雨停了。她跟他礼貌地告别，然后下了车。
他追了上来，递给她一张卡片，“这是我的电话，希望能再次见到你。”
她笑着说，希望会的。
她每周二的下午都会去星巴克喝咖啡，他是后来才知道的。
第二次见面，源于意外。那天出门上班的时候，她顺手将钥匙锁在了屋里。这屋子的钥匙有两把，另一把在房东那里。打电话过去那老太太说自己在外地旅游，要一周后回来，叫她自己想办法。
这可怎么想办法啊？这门锁是防盗型的，象她这般纤细的女子哪里弄的动这家伙。开锁公司吧，又有些不放心，毕竟单身女子的居室总是有点欠安全。她坐在楼梯上，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顺手打开了包，翻到了他给的那张卡片。他的名字，她是那天才知道的，迟路。
她有些迟疑地拨通了他的电话，紧张的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倒是他很热情地说，“你好，我是迟路。”
她结结巴巴地说，“迟先生，你好，我叫章仪，那天在星巴克我们见过面的。”
“哦，有事吗？”他在那边大抵还没听出状况来。
“你能帮我个忙吗？我把钥匙锁在了屋里，现在进不去了，你能帮我把门开开吗？就是那天你送我的新星小区。”说这些话的时候，她希望他能来。
他来了，带了个工具箱。帮她开了门，还安上了新锁。她邀请他进屋喝茶，这屋子虽然有些凌乱，却也大体规整。他随她盘腿坐在地板上，喝着她泡的绿茶。屋里，全都是女子阴郁的气息。看着眼前的景象他的眼里都有些怜惜，这是个怎样孤单的女子，连笑都象落单的鸟那样飘飘荡荡无依无靠。
再后来，她去星巴克喝咖啡的时候便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在原来的位置上等他，两个人都喝浓缩咖啡，坐在窗前闲散地聊着心里的事。看着她在午后的阳光里微笑的时候，那头黑发，随着她的笑在午后的阳光里起舞，在空气中起舞的还有他的眼睛。他欣喜地望着她，“你笑的样子很好看。”
他们熟悉了以后，她告诉了他自己心里那些锁了很久的事。忽然消失的母亲，木讷而疏远的父亲，被她称做‘张老师’的后母，惟独没有提起的是那个自己爱着的已有妻室的男人。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坐在她的对面，咖啡馆的唱片机里放着百听不厌的乡村音乐。
她告诉他自己每周二下午都会来这里喝咖啡，其实自己并不爱喝咖啡的，只是因为这家咖啡馆的位置可以看见这个城市大部分的人流。在母亲走后的日子里，她曾不止一次地做过相同的梦，梦里母亲说自己在东边有海的城市过的很好。这个城市东边靠着大海，她确信在这个城市会遇见母亲的，哪怕只是匆匆地一瞥。对于那个在自己八岁就消失了的母亲，她的记忆是稀疏的，她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可是她很强烈地想要看到她，想知道她过的好不好。说这些事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是平静的。
他有些心疼地看着她，他说，“我们去报纸上登寻人启事吧，这个城市没有，我们可以在别个城市登，我们可以在全国的报纸上登，会找到的。”
她淡淡地笑了，“就算找到了，她也不一定认得我的，而且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她说，“都离开这么多年了，她也该有了自己的生活，我只是想远远地看看她，想知道作为她的孩子，我遗传了她哪些基因。”说这些话的时候，那头长发孤独地披在腰际。
那头长发长了三年，便不再长了，第四年的时候，她披着一头长发做了他的新娘。决定嫁人之前，她领着他回了一次老家。那个偏僻的小镇，过了这么多年，变化并不大。马路两边散落着住家的人，从前年轻的张老师，额头上渐渐地长出了皱纹，父亲坐在自家的院子里晒太阳。看见他们的时候，父亲起身朝屋里喊，“囡囡回来了，起茶。”不再年轻的张老师依在门框边，轻声说“囡囡，你回来了，这是姑爷吧。”便去厨房里张罗起茶水。
老家的习惯，新姑爷上门，都要喝姑爷茶。据说是加了许多种特有茶料的茶水，好不好喝，她不知道。喝姑爷茶的时候，男人随父亲坐在客厅里，她则在厨房里给张老师打下手。那顿午饭张老师张罗了足足一个钟头，鸡鸭鱼肉全都上了桌子。父亲还端了瓶老酒出来，桌子上两个男人交杯换盏。对这个姑爷，父亲是满意的，还有张老师。
在家里逗留了两日，便开始起程返城了。临走的那天晚上，张老师在她屋里坐了很久。两个人起初都是沉默的，张老师先说话，“囡囡，你也长大了，你看这都找到姑爷了，我也没什么礼物送你的。”说话的时候，张老师还一边搓手。这些年过去了，这女人做了后母倒也沾染了不少父亲的习惯，她想。
她抬起头来看着这个一直被自己喊做“张老师”的后母，两个人之间隔着一只拳头的距离。她看见的是她的侧脸，当年那个帮她梳头的张老师真的老了，脸上满是皱纹。想起那些个有她帮忙梳头的日子，那时候她还小，没了母亲，是她把自己打扮的妥妥帖帖的。这之后的这么多年，虽然她不再为自己梳头了，可是她却代替母亲打理着这个家，依然是妥帖而舒适的。
她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一直都不能开口喊她“妈”？或者在她的生命里，为母亲保留的那个位置从一开始便是一处固若金汤的城堡。其实眼前这个正在老去的女子，她称得上称职的母亲的，她想喊她一声“妈”，却感觉到喉咙里有口痰哽的她说不出话来。她伸出手去握住她渐渐苍老的手，这双手为她梳理过头发，为她和父亲做过饭、洗过衣服，这双手做过了许多该是由她的母亲来做的家务事。第一次由这双手梳着头发的时候，它是白嫩纤细的，现在却是布满了皱纹，长满了老年斑。这是个好女人，是个称职的母亲，而她却从来没有给过她母亲该有的喜悦。想起那些个无声而又真实地存在着的日子，想起她默默地为自己和父亲做的这一切，她的眼泪忍不住在眼眶边打转。
与她隔着一只拳头的女人看见了她眼眶里的泪花，“囡囡，怎么哭了？乖囡囡，别哭呵。”她象哄小孩那般哄着她，似是怕见到她哭。她伸手把她揽在怀里，“我没哭，只是眼睛有点生痛。你都把我跟我爸照顾的这么好了，该送礼物的是我，你一定要送我礼物，那就再帮我梳一次头吧！”
她拿出母亲送给她的那把月牙形的黄杨木梳，长长的头发在灯光下乌黑发亮。她满脸笑意地用木梳梳理着她的那头长发，边梳边说，“囡囡，你这头发可真软，这么滑，象条缎子。”她把她的头发分成两股，在脑后结成两条长长的辫子。拖在身后的两条长辫子，柔柔地缠绕着她的身体。临睡前她主动抱了她，这个她从没喊过一声“妈”却为她尽到了母亲之责的女人，她的身体是孱弱的，在她的怀里温润而平和。
从老家回城后，他们在某天下午一道去了民政处办手续。本来他是要去饭店里好好地操办一回的，毕竟一生就结这么一次婚。
她说，还是不要了吧，我们领了证，拿摆酒席的钱去旅行好了。
他依了她。
看着那个办证的中年妇女往那小册子上用力地戳了个大红的印章，户口簿上，婚姻状况那一栏便成了已婚。自己成了已婚的女子，眼前这个男人便是自己的丈夫，她由这男人挽着胳膊有些激动地走出了民政处的办公楼。男人有些欣喜地抱着她，“我们结婚了，以后你就是我妻子，我就是你丈夫了。”下午三点，太阳晒在头顶上，男人的鼻尖冒着细细的汗珠，她的长发在三点钟的风里恣意而招摇地飘荡。男人用手指抚摩着那头乌黑的长发，用鼻子去闻吸发间的香气，依旧是淡淡的花果和泉水的芬芳。
男人俯下头来，贴着她的耳边说，“我刚刚给你想了个名字，‘飘飘’，以后我就喊你‘飘飘’了。”
她不知道他怎么会给自己想了这样一个名字，不过这名字听来倒也轻盈，她笑着说，“你喜欢，那就叫这个好了。”
嫁了人以后，她还是会在每个星期二的下午去星巴克，坐在那个第一次与他认识的靠窗的位置上喝上一杯浓缩咖啡。他坐在她的对面，唱片机里是他们都熟悉的乡村音乐。
某天，她对他说：“以后，我们不去那间星巴克了吧，母亲不会在这个城市了，就算在，她也不会记得我的，我已经不叫‘囡囡’了，我有个新的名字叫‘飘飘’。”那夜，她望家里打了电话，父亲不在，是张老师接的，她迟疑地“喂”了一声之后，清脆地喊了声“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