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移的石筏

来自葡萄牙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在他1986年创作的小说《石筏》（The Stone Raft）中，以令人吃惊的想象力松开了缚在比利牛斯山上的缆绳，让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伊比利亚半岛成为一只石筏，脱离了欧洲大陆，并滑入大西洋缓缓向南漂移。萨拉马戈阐述打造“石筏”的寓意，其最终目的是为世代生活在伊比利亚半岛上的人们，开辟一条“通往新的乌托邦的航线。”

毋须置疑，这肯定是一次奇妙的同时又是意味深长的航程，但“漂移”本身带来的难以捉摸的不确定性注定了这次航行的性质。在我看来，萨拉马戈赋予“石筏”的象征意义，早已消解了葡萄牙大航海时代那种目的性极强的殖民扩张特征，“石筏”隐喻的也不再是这个欧洲最边缘民族的本身，也不仅局限于葡萄牙和西班牙居住其上的伊比利亚半岛，而是象征着这块由四十多个国家组成的欧洲大陆，一个崇尚文化和文明精神共同体的未来命运走向。在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辞中，萨拉马戈把“石筏”看作是欧洲最后的道德参照物，认为向南漂移可以帮助和平衡这个世界，消弭近几百年来一直在欧洲体内躁动不安的、作为文明代言的强烈欲望，同时也作为对它以前和如今的殖民剥削的一种补偿。正如法兰西人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在《反思欧洲》（Penser l'Europe）中说：“欧洲最大的稳定性就是永恒的变动；欧洲最宝贵的思想遗产是自我批判和否定精神。” 具备这种极致的辩证和反思能力的欧洲，至少让人感觉到它肌体和思想的健全，拥有自身修复和平衡调节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清晰而理智的意识：漂移的“石筏”不单是用来寻找新的乌托邦，而是尽可能地在更大范围内寻求文化上的楔合与认同。

对于同样漂移在伊比利亚半岛“石筏”上的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身上似乎同时具备了寻找新的乌托邦和寻求文化认同的双重潜质可能，当这个有着深厚的华人背景的基金会，搭乘着萨拉马戈构筑的梦与真实的混合体来到北京，并在大山子798艺术区设立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时，喻示着它的潜在可能和梦想得到了实现。不仅如此，仿佛冥冥中还为这艘孤独漂移了二十多年的“石筏”，和亚洲大陆安排了天衣无缝的对接和弥合。众所周知，798艺术区不但是中国最大的当代艺术区，也是亚洲乃至世界最重要的艺术中心之一，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是幸运的，它能入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转承了萨拉马戈“石筏”的重生，既脱离了伊比利亚半岛漂移的不确定性和迷惘性，又在这里真正找回了难以言说的民族文化归属感。

但在另一方面，无论是对于一个国际基金会而言，还是针对一个有着充分准备和长远构想的艺术机构来说，如果仅至于此，仅仅只停留在文化认同的层面上，都未免显得表浅和单薄，是远远不够的。从世界历史清晰的发展规律中可以看出，这个时代就像当年给予欧洲的一样，也公平地给予了中国一个充分展示自身力量、想象和独特智慧的时机。对于当代艺术显然也不例外。而参与和建构中国当代艺术的新一轮精神秩序，不遗余力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及交流优秀中国当代艺术和文化，毫无疑问将变得格外重要。

具体到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这个新生的“石筏”因为拥有难以割裂的本土血缘关系，也因为本身具备了足够的能量和担当的勇气，它对中国当代艺术推进的目标和方向早已事先确立，即便是再次漂移，也都将会朝着自身民族独特的精神根源进发，它前进的每一步都有可能是一次美的冒险，但毫不例外都将会相应地对往昔的文化经验和当下的艺术世界作出明晰的回应。

“石筏”的姿态可能是稳健甚至是缓慢的，但动力将是强劲而绵长的。

西班牙国际文化艺术基金会（IAC，Fundación de Cultura y Arte）理事长

伊比利亚当代艺术中心（Iberi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rt）执行董事、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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